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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

河北乡政府被指抱走女婴18年:家人寻娃多次挨打(2)

2013-11-01 16:32 点击次数 :

  2012年12月15日,保定市政府作出“行政复议决定”,责令下级安新县政府15日内必须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。2013年1月,安新县政府只给刘家寄了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。该告知书以县政府机关不掌握相关信息为由,让刘老根去问圈头乡政府。

  桥南村村委会主任陈拥军、圈头乡党委宣传委员张喜峰、安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胜伟均表示,由于事隔18年,乡里在任人员如今大多已调换工作或退休,现任领导中掌握事件经过的没有一人,要还原事件原貌,要以调查组出具的调查为准。

  10月29日晚,乡里和村里领导到了刘家,警告他们,“不要把事情搞大。”

  这一天夏凤格见到了多年没见过面的夏金成,他的身份还是中间人的角色,“能不能私了,有个十几二十几万把事情平了。”

  刘老根和夏凤格像当年反对抱走女儿一样,反对这种游说。

  媒体的关注和在高碑店法院的立案让他们看到了解决的希望。夏凤格认定,孩子“就是被政府拐走的,他们怎么弄走的,就得给我怎么弄回来”。

  “应该快有结果了吧?”刘领群也问,刘老根也问,夏凤格窝在床上,因为小儿麻痹而扭曲变形的腿被她压在身下,她搓着手说“应该会有结果的”。

  夏凤格:只想让娃知道家人没放弃过她

  ■ 对话

  1995年夏天,出生12天的女儿被人抱走,夏凤格感觉自己的心被人剜走了。18年中,全家人四处打听、申诉、甚至上访,失去踪迹的女儿还是杳无音信。

  夏凤格出生于1962年,因为小儿麻痹症,多半时候只是窝在炕上。刚过50岁,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。

  炕边的一个小木箱里,一个老式布袋里面,夏凤格仍保留着当时包裹女儿的布片儿和她剪下的脐带,脐带外层用花手绢儿包着,内层是一层卫生纸,只要看到这指豆儿大的一点,夏凤格就止不住地哭。

  找了18年,依然音讯全无,夏凤格说她还会找下去。

  “剜走了我的心”

  新京报:孩子出生时的样子还记得吗?

  夏凤格:孩子是凌晨三点差10分生的,个子很大,脸盘儿和她大哥一模一样,就是下巴尖尖的,在月孩子(刚出生的婴儿)就看出来尖下巴了。

  新京报:1995年正是计划生育查得严的时候,你又有一双儿女,为什么还要冒险生第三胎呢?

  夏凤格:我是小儿麻痹后遗症,当时村里就没让做结扎手术。生了老二以后村里强制上了节育环,但我平常只能瘫在炕上,上了环之后经常疼得不行。1994年的时候,我下面不明原因的大出血,经过村里、乡里计生人员的同意就把环取了下来。

  新京报:所以本意上你们并没有多生一胎的打算?

  夏凤格:没有,摘环之后我多次跟村里的计生干部要避孕药,结果她没给我。我们老二出生在1986年,我要是有多生一胎的打算也会趁早生。

  新京报:选择生下孩子,有没有想过会受到相应惩罚?

  夏凤格:当时计生抓得很严,我们当时就说大不了就罚钱,再不行拆房子都可以。

  新京报:没想到他们把孩子抱走?

  夏凤格:完全想不到。问题是也没人来跟我们说要罚钱,要拆房,孩子出生12天,乡里直接来人就把孩子抱走了。

  新京报:你怎么就那么确定,这个孩子是乡里人抱走的?

  夏凤格:当时乡里指挥派出所的夏金成来劝我,让我把孩子送走。第二天孩子就被抢走了。

  新京报:1995年前后,村里有生三胎的吗?

  夏凤格:有,我印象里有三个孩子的有三家。但是他们都没事,为什么是我家?我也琢磨啊,想来想去还不是我家穷,又是两个残疾人,他们看我们好欺负。

  新京报: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呢?

  夏凤格:怎么过?在农村,你家穷就已经够让人看不起的了,结果孩子还被人抱走了,都快20年了也没个说法。村里人都看不起,平时我们都不想出门。

  还有就是想我那娃,我这些年都是拿眼泪洗脸,想到就只能哭,他们抱走我的孩子,就是剜走了我的心。

  这些年找孩子,要不就挨打,要不就受威胁,日子都是战战兢兢的。

  “只要找孩子就会挨打”

  新京报:孩子出生于1995年,为什么到了2003年才选择采取法律途径?

  夏凤格:怕。抱走孩子前一天,乡里就来人把他爸(丈夫刘老根)抓去打了一顿,他身上都是病,之前几年还出过一场车祸。抱走孩子当天,又打了他。之后大半年的时间,我们只要去问孩子的事,他们就打。我还没出月子,他们连我一起打。

  新京报:为什么不选择报警?

  夏凤格:我的天,当时来抱孩子的夏金成就是我们这里派出所的警察,这个事儿就是政府干的,报警谁会管我们?

  新京报:从1995年孩子出生到2003年未采取法律途径这8年的时间,你们都在做什么?

  夏凤格:一直找孩子。四处打听,这个乡里听说有人抱养了孩子我们就去问。也不敢明着去,一个是怕政府,一个是那主家(抱养孩子的家庭)也不愿意让我们打听。

  新京报:受到过威胁?

  夏凤格:那些年吃过的苦就不说了。我的娃让人抱走了,我还得跟做贼的一样。有时候去别的乡里村里打听,被人家主家知道了,追着出来就骂、就要打。乡里就不用说了,只要知道我们找孩子,就会有人打我们。

  新京报:乡里的人会跟你们说什么吗?

  夏凤格:村里大队、乡里的人跟我们说,就当这孩子没生过。前几年也有记者来采访,他们不承认这个事儿,就把记者打发了。他们还逼着我承认孩子是我自己送人的,或者中间生病死了。他们不肯承认这是政府行为。

  “选择法律途径是被逼的”

  新京报:2003年怎么想到采取法律途径了呢?

  夏凤格:我们两口子都是残疾人,懂什么法律。是我大儿子,2001年还是2002年的时候,我儿子当兵,村里审核都通过了,到了乡里,当时一个乡干部说,“乡里把你妹子抱走了,你去当兵万一发达了回来,还有我们活路吗?”我儿子这兵也没当成。

  新京报:然后他想到了维权?

  夏凤格:我记得他当时从乡里回来,哭着骂我,问我怎么这么没出息,就让别人把妹妹抱走了。说他们兄妹为这个事儿都抬不起头来。之后我们全家人一起哭。

(责任编辑:天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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